最高院法官吴晓芳关于婚姻家庭纠纷审判热点、难点问题解答（三）

整理人：兰玲

十五、在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是否构成重婚？如某男与某女登记结婚后，又与别人登记结婚。后来某男对其前婚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称婚姻登记违法要求予以撤销。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后，确认某男与某女的婚姻登记违法，决定撤销其结婚登记并收回结婚证书，某男两次登记结婚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

答：我们认为，无效婚姻并非当然无效，只有经法院依法宣告为无效婚姻后才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得很明确：“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婚姻是否无效，必须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经法院审查后才能确认，并非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自由心证、自己说了算。因此，凡是领取过结婚证书的人，未经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确认婚姻无效或撤销的，都应受婚姻关系的约束。某男与某女的结婚登记在未被婚姻登记机关确认违法前，双方均应受其约束，而某男又与别人登记结婚的行为当然构成重婚。

十六、双方婚后签订一份“忠诚协议书”约定：双方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感和责任感。若一方在婚姻期间与他人有婚外性行为，需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N万元。后女方发现男方有出轨行为，遂提出离婚，并以男方违反“忠诚协议书”为由，要求法院判令男方支付赔偿金N万元。请问应如何看待“忠诚协议书”的效力？

答：关于夫妻“忠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向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书”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书”，虽不违法无效，但这种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法院不能赋予“忠诚协议书”强制执行力。因为“忠诚协议书”要获得法院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查证举证程序，法院审理这类“忠诚协议书”案件，必然会面临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和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考虑赋予“忠诚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巨大社会成本。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领域的范畴，是任何强制力量所无法克服的。所以，情感问题应当情感解决，对待夫妻忠诚协议，应当像对待婚约一样,“既不提倡也不保护”，这样才是聪明之举。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而道德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是隐性的，是不确定的。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当事人很可能就会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⑤我国法律在侵权法中实行的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前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人仗着有钱就去侵害他人权利。故忠诚协议不应被赋予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通过契约向违背忠实义务的配偶要求赔偿。

笔者认为，对这种“忠诚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有效。因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四十六条又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婚姻法》规定可以请求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只限定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四种情形，而一般的通奸行为不在此列，即必须达到重婚或同居的严重程度。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比《婚姻法》规定的范围宽泛，既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包括与他人的通奸行为。虽然，违反夫妻“忠实”规定尚未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现行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进行约定。“忠诚协议书”的约定与《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给付的赔偿金具有违约赔偿性质，这种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这种协议也是属于可撤销的，如果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或者是在对方要死要活、苦苦相逼情形下被迫无奈签订的所谓“忠诚协议书”，则可以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撤销申请，这一年时间属于除斥期间，超过一年则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属于交易关系，当然不应受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己任的《合同法》调整，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而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⑥因此，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们对有关身份关系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只不过这种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由《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法院在确认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效力时，首先应审查该协议是否违反《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的规定。

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书”效力的肯定，并没有扩大现行《婚姻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于不构成婚外同居的一般通奸行为，法院不会主动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的规定判决夫妻中通奸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赔偿，也不会根据《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倡导性条款判令通奸一方承担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但是，对于夫妻双方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忠诚协议书”，法院应当认定这种“忠诚协议书”有效。既然其与《婚姻法》规定的精神相吻合，又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愿意通过“忠诚协议书”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提前约定了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违约责任，法院有什么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呢？至于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举证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会依职权去调查什么通奸的事实，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违背忠诚协议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只能承担败诉的后果，法院又怎么会陷入到“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中呢？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赔偿数额过高，超过了实际负担能力，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调整。

十七、妻子擅自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了丈夫的生育权？

答：近年来，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阶段，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生育权纠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评。有些女性为了工作、学习深造、保持身材等原因不愿生育，未经丈夫同意擅自中止妊娠，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男方往往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以生育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

生育权是指男女公民依法通过自然或人工方法繁衍抚育后代的权利，生育权系人格权的一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不必依附于特定的配偶身份，具有对世属性。未婚男女同样享有生育权，国家无权强制其堕胎，只能要求其承担不依法定方式生育的责任。

对夫妻双方来说，丈夫和妻子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生育权。但在夫妻之间生育利益发生冲突时，谁享有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倾向性观点认为：生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夫妻双方各自都享有生育权，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行使这一权利，生育权才能得以实现。《妇女权益保障法》赋予已婚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是为了强调妇女在生育问题上享有的独立权利，不受丈夫意志的左右。由于自然生育过程是由妇女承担和完成，妇女应当享有生育的最后支配权。如果妻子不愿意生育，丈夫不得以其享有生育权为由强迫妻子生育。妻子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虽可能对夫妻感情造成伤害，甚至危及婚姻的稳定，但丈夫并不能以本人享有的生育权对抗妻子享有的生育决定权，当夫妻生育权冲突时法律必须保障妇女不受他人干涉自由地行使生育权。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对妇女行使生育权的任何负担的设置，如赋予丈夫对妻子人工流产的同意权，或者课以妻子通知丈夫的义务，都是对妻子生育权行使的有效否决，都有可能造成丈夫强迫妻子生育的为现代文明所不容的社会悲剧。故妻子单方终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⑦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有关法律和司法判例都明确肯定，丈夫没有阻止妻子堕胎的权利。在澳大利亚，1983年凯诉特案件中，昆士兰州最高法院的威廉斯法官同意丈夫无权阻止妻子堕胎的观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答复州法律是否可以规定妻子进行人工流产须征得丈夫同意问题时，明确持否定立场：“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丈夫对于妻子的怀孕和妻子孕育中的胎儿的成长和发展所持有深切的和适当的关注和利益。联邦最高法院迄今也没有忽视婚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认识到，是否进行人工流产，可能会影响部分婚姻关系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利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认为各州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准许男方单方面行使权利阻止妻子终止妊娠。”⑧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否定了丈夫对妻子流产的同意权，明确指出，在父亲的利益与母亲的私权冲突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后者，“是母亲怀着孩子并直接和立刻受着怀孕的影响”。⑨

鉴于生育子女目前还是我国多数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绝大多数夫妻期望能够生育自己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当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应当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果法律上认定妻子擅自中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而又不允许丈夫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实质上就是强迫丈夫娶一个不愿生育的配偶，其后果即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生育权。因此，夫妻因是否生育问题产生纠纷、导致感情确已破裂的，应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在调解无效时，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十八、某案，女方以丈夫与婚外异性交往超出一般朋友关系、造成其家庭不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第三者立即停止插足自己的家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女方的请求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答：关于“配偶权”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而最终修订后的《婚姻法》并未规定所谓“配偶权”，更没有规定配偶可以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起诉第三者要求其承担侵犯“配偶权”的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毕竟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它的建立以感情为基础，它的解除同样依据感情是否破裂，那种以为法律增加“配偶权”规定就可以将貌合神离的夫妻捆绑在一起，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因为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规范人们的情感。

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本条所列的民事权益也没有包括“配偶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条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排除了婚内一方起诉第三者的可能。夫妻关系不是财产所有权关系，不能因为夫妻领了结婚证就相互是对方的财产。在《婚姻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离不离婚是夫妻双方的事，第三者充其量是一个诱因。我们不能把夫妻感情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强加在第三者身上，并以此要其承担拯救家庭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应裁定驳回女方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