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纠纷审判热点、难点三十五个问答（下）

最高法院吴晓芳法官

十六、双方婚后签订一份“忠诚协议书”约定：双方应互敬互爱，对家庭、配偶、子女要有道德感和责任感。若一方在婚姻期间与他人有婚外性行为，需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N万元。后女方发现男方有出轨行为，遂提出离婚，并以男方违反“忠诚协议书”为由，要求法院判令男方支付赔偿金N万元。请问应如何看待“忠诚协议书”的效力？

答：关于夫妻“忠诚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一向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书”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④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书”，虽不违法无效，但这种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法院不能赋予“忠诚协议书”强制执行力。因为“忠诚协议书”要获得法院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查证举证程序，法院审理这类“忠诚协议书”案件，必然会面临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和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考虑赋予“忠诚协议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巨大社会成本。夫妻是否忠诚属于情感领域的范畴，是任何强制力量所无法克服的。所以，情感问题应当情感解决，对待夫妻忠诚协议，应当像对待婚约一样,“既不提倡也不保护”，这样才是聪明之举。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而道德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是隐性的，是不确定的。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当事人很可能就会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⑤我国法律在侵权法中实行的填补损害的赔偿原则，侵权损害不能通过合同契约预定，如果允许当事人对此侵权损害事前约定，就违反了填补损害的原则，也会造成有人仗着有钱就去侵害他人权利。故忠诚协议不应被赋予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通过契约向违背忠实义务的配偶要求赔偿。

笔者认为，对这种“忠诚协议书”应当认定为有效。因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四十六条又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婚姻法》规定可以请求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只限定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四种情形，而一般的通奸行为不在此列，即必须达到重婚或同居的严重程度。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比《婚姻法》规定的范围宽泛，既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包括与他人的通奸行为。虽然，违反夫妻“忠实”规定尚未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现行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进行约定。“忠诚协议书”的约定与《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给付的赔偿金具有违约赔偿性质，这种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这种协议也是属于可撤销的，如果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或者是在对方要死要活、苦苦相逼情形下被迫无奈签订的所谓“忠诚协议书”，则可以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撤销申请，这一年时间属于除斥期间，超过一年则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属于交易关系，当然不应受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己任的《合同法》调整，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而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⑥因此，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们对有关身份关系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只不过这种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由《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法院在确认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效力时，首先应审查该协议是否违反《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的规定。

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书”效力的肯定，并没有扩大现行《婚姻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于不构成婚外同居的一般通奸行为，法院不会主动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的规定判决夫妻中通奸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赔偿，也不会根据《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倡导性条款判令通奸一方承担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但是，对于夫妻双方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忠诚协议书”，法院应当认定这种“忠诚协议书”有效。既然其与《婚姻法》规定的精神相吻合，又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愿意通过“忠诚协议书”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提前约定了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违约责任，法院有什么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呢？至于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举证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会依职权去调查什么通奸的事实，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违背忠诚协议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只能承担败诉的后果，法院又怎么会陷入到“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中呢？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赔偿数额过高，超过了实际负担能力，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调整。

十七、妻子擅自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了丈夫的生育权？

答：近年来，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阶段，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生育权纠纷，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热评。有些女性为了工作、学习深造、保持身材等原因不愿生育，未经丈夫同意擅自中止妊娠，双方因此发生纠纷，男方往往在提出离婚的同时以生育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损害赔偿。

生育权是指男女公民依法通过自然或人工方法繁衍抚育后代的权利，生育权系人格权的一种，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不必依附于特定的配偶身份，具有对世属性。未婚男女同样享有生育权，国家无权强制其堕胎，只能要求其承担不依法定方式生育的责任。

对夫妻双方来说，丈夫和妻子都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生育权。但在夫妻之间生育利益发生冲突时，谁享有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倾向性观点认为：生育权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夫妻双方各自都享有生育权，只有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共同行使这一权利，生育权才能得以实现。《妇女权益保障法》赋予已婚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是为了强调妇女在生育问题上享有的独立权利，不受丈夫意志的左右。由于自然生育过程是由妇女承担和完成，妇女应当享有生育的最后支配权。如果妻子不愿意生育，丈夫不得以其享有生育权为由强迫妻子生育。妻子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虽可能对夫妻感情造成伤害，甚至危及婚姻的稳定，但丈夫并不能以本人享有的生育权对抗妻子享有的生育决定权，当夫妻生育权冲突时法律必须保障妇女不受他人干涉自由地行使生育权。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对妇女行使生育权的任何负担的设置，如赋予丈夫对妻子人工流产的同意权，或者课以妻子通知丈夫的义务，都是对妻子生育权行使的有效否决，都有可能造成丈夫强迫妻子生育的为现代文明所不容的社会悲剧。故妻子单方终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⑦

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有关法律和司法判例都明确肯定，丈夫没有阻止妻子堕胎的权利。在澳大利亚，1983年凯诉特案件中，昆士兰州最高法院的威廉斯法官同意丈夫无权阻止妻子堕胎的观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答复州法律是否可以规定妻子进行人工流产须征得丈夫同意问题时，明确持否定立场：“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丈夫对于妻子的怀孕和妻子孕育中的胎儿的成长和发展所持有深切的和适当的关注和利益。联邦最高法院迄今也没有忽视婚姻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且，我们认识到，是否进行人工流产，可能会影响部分婚姻关系的发展，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不利的。尽管如此，我们不认为各州享有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准许男方单方面行使权利阻止妻子终止妊娠。”⑧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们通过一系列的判例确认了妇女的堕胎权，否定了丈夫对妻子流产的同意权，明确指出，在父亲的利益与母亲的私权冲突时，法院倾向于保护后者，“是母亲怀着孩子并直接和立刻受着怀孕的影响”。⑨

鉴于生育子女目前还是我国多数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绝大多数夫妻期望能够生育自己的孩子，享受天伦之乐，当夫妻双方的生育权发生冲突时，应当有法律上的救济途径。如果法律上认定妻子擅自中止妊娠不构成对丈夫生育权的侵犯，而又不允许丈夫以此为理由提出离婚，实质上就是强迫丈夫娶一个不愿生育的配偶，其后果即严重侵害了公民的生育权。

因此，夫妻因是否生育问题产生纠纷、导致感情确已破裂的，应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之一。在调解无效时，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的规定判决准予双方离婚。

十八、某案，女方以丈夫与婚外异性交往超出一般朋友关系、造成其家庭不睦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第三者立即停止插足自己的家庭、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女方的请求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答：关于“配偶权”问题的争论一直非常激烈，而最终修订后的《婚姻法》并未规定所谓“配偶权”，更没有规定配偶可以追究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

目前，起诉第三者要求其承担侵犯“配偶权”的责任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毕竟婚姻关系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它的建立以感情为基础，它的解除同样依据感情是否破裂，那种以为法律增加“配偶权”规定就可以将貌合神离的夫妻捆绑在一起，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因为法律只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不可能规范人们的情感。

2010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本条所列的民事权益也没有包括“配偶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这条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了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排除了婚内一方起诉第三者的可能。夫妻关系不是财产所有权关系，不能因为夫妻领了结婚证就相互是对方的财产。在《婚姻法》中没有明确规定“配偶权”是十分明智的选择，离不离婚是夫妻双方的事，第三者充其量是一个诱因。我们不能把夫妻感情破裂的所有责任都强加在第三者身上，并以此要其承担拯救家庭的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法院应裁定驳回女方的起诉。

十九、双方结婚后男方因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罚，女方起诉离婚，男方坚决不同意，并在法庭上当着法官的面写了保证书称：“我今后保证和女方和好如初，不出现任何对不起女方的事情，如果出现，放弃所有家产。”但在女方撤回离婚诉讼不久，男方又因在娱乐按摩场所嫖娼，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天，并罚款3千元。女方再次起诉离婚，并要求按保证书履行，男方翻悔不同意。请问这种保证书有效吗？

答：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保证书是男方在法庭上当着法官的面写下的，系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应当预料到如果再做出对不起女方的事情，离婚时不应分得任何夫妻共同财产；该保证书既体现了夫妻应相互忠实的立法精神，亦符合社会道德的标准，故该保证书对夫妻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十、夫妻一方将大额的夫妻共同财产擅自赠与他人，显然侵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益。但有种观点认为，该赠与行为应认定部分无效，而非全部无效。理由是夫妻共同财产中既包含丈夫的份额也包含妻子的份额，他人所获赠财产中有一半为夫妻一方的份额，一方处分自身份额的意思表示应为真实，他人可取得一半的财产权利。对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如何掌握？

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权利，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将共同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严重损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益，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这种赠与行为应属无效。

夫妻共同财产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因夫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的。在夫妻双方未选择其他财产制的情形下，夫妻对共同财产形成共同共有，而非按份共有。根据共同共有的一般原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双方无法对共同财产划分个人份额，也无权在共有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并不意味着夫妻各自对共同财产享有半数的份额。只有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才可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确定各自份额。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是平分的，但未经司法程序或者行政程序合法有效地分割之前，无法确定一方的份额一定是一半。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原则是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根据实际情况，男方也许只能分到40%的夫妻共同财产，故一方究竟得到多少份额是未定的。因此，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他人的赠与行为应为全部无效，而非部分无效。

二十一、双方离婚后，男方进行亲子鉴定，发现自己并非孩子的亲生父亲，遂起诉要求女方返还抚养费，并赔偿精神损失N万元。对此类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是否应当支持，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女方确有过错，且对男方构成精神伤害，故应当支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女方的行为并不符合法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构成要件，抚养非亲生子女能否视为一种精神伤害有待商榷，故不宜支持。请问哪种意见比较妥当？

答：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男方得知事实真相后，当然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女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对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故其同时有权要求侵权者赔偿精神损失。杨立新教授认为，这种案件行为人的行为所侵害的，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是侵害亲权的侵权行为。配偶一方将本没有亲子关系的子女谎称为有亲子关系，使对方不明真相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进行抚养，最终的结果却是抚养了非亲生子女。进行欺骗的一方在主观上具有故意，使配偶的身份权受到侵害，构成侵害亲权的侵权责任。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无因管理，因为存在没有法律的原因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这个事务就是抚养他人的子女。但无因管理必须是无“因”而进行管理，事实上欺诈性抚养关系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是有“因”的，即在他人的欺诈下，误将他人的子女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抚养，尽管是“误将”，但也是有“因”；有观点认为这种案件属于不当得利，被抚养人的法定抚养人当然是不当得利，但不当得利不能概括行为的性质，仅仅指出了行为后果的性质。我们认为，杨立新教授分析的颇为到位，只有认定这种行为的性质属于欺诈性抚养关系，是一种侵权行为，才能够正确界定这种行为的性质。⑩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赔偿精神损失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并不一定构成“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赔偿要件，即通奸生育子女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不能等同。而判决女方赔偿精神损失的依据应是《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二十二、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在赠与房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吗？

答：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离婚时赠与房产的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一是认为夫妻之间有关财产的约定，只要系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且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相对于《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因其强烈的身份性不应适用赠与合同有关撤销权的规定，任意行使撤销权将使夫妻财产约定变成一纸空文，故夫妻之间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无需经过物权变动手续，离婚时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受赠方所有，对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二是认为《婚姻法》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约定的模式，即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议，但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合同法》关于赠与一节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合同法》对赠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如：“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到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完全可以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因此，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赠与，房产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对赠与房产一方离婚时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采纳了第二种观点，规定：“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需要指出的是，该条重点在于明确夫妻之间赠与房产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理；如果赠与的房产已经登记过户，但受赠的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行使法定撤销权。行使任意撤销权的依据是《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条件是赠与房产的产权未发生转移，不适用社会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法定撤销权是基于法定事由，由赠与人行使的撤销赠与的权利，其依据是《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二十三、男女双方在婚前约定并公证：“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女方离职在家操持家务，男方每月支付女方劳动报酬5000元，不论男方经济状况如何。”双方按约履行若干年后，舅方不再每月支付妻子劳动报酬5000元，妻子遂提起诉讼，要求男方按照协议继续履行，妻子的主张能成立吗？

答：对于这种丈夫支付妻子劳动报酬的协议，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符合《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精神：“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审判实践中，依据《婚姻法》第四十条主张权利的并不多见，原因在于鲜见我国实际生活中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情况，而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夫妻婚后实行分别财产制。

双方既然自愿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并由男方每月支付劳动报酬5000元，体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这种协议应当是有效的，法院应支持妻子的诉讼请求。

二十四、男方不愿生育而女方坚持生育，能否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义务？

答：司法实践中，经常有男方因种种原因比如经济困难、出现第三者、婚姻即将解体甚至不喜欢孩子而缺乏生育意愿的情况。比如，甲男与乙女协议离婚，离婚时女方已经怀有身孕，男方给女方一大笔补偿，明确表示不要孩子，双方并协议约定女方中止妊娠。女方已拿到补偿款，但事后反悔，又生下孩子，此时男方是否要承担抚养义务。在男女双方相互协作而使女方怀孕后，男方不得基于其不愿生育而强迫女方堕胎，因为既然男方在和女性发生性关系时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这一行为本身表明其已以默示的方式行使了自身的生育权，这时其虽然不愿女方生育，但不得强迫，否则仍然是侵犯女方的人身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一义务不受父母是否离异影响，不能因为父母的过错而免除对其子女的应尽义务，这主要是基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而设的规定。何况男方在自己不想要子女的情况下，在性关系中不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对子女的出生来说其行为本身也有过错，所以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因此，女方执意生育仍不能免除男方作为父亲的任何义务。

二十五、男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2.6万元存款。女方辩称2.6万元是以女儿名字存在银行的，属于女儿的压岁钱，男方无权要求分割。男方则认为，如果夫妻离婚时不对压岁钱进行分割，在孩子没有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势必造成孩子跟谁过谁就有权支配的状况，对另一方是不公平的。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答：家长给子女压岁钱的行为是一种赠与行为。传统风俗习惯中，压岁钱是春节拜年时长辈给晚辈的一种礼金，有压祟（岁）、辟邪、祝福平安的含义，实际上属于一种赠与行为，而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行为。压岁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已经赠与子女，子女享有对压岁钱的所有权。即使子女的压岁钱来自于父母，但从赠出之始就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中分离出来，从而完全归属于子女所有，况且银行存款实行实名制，女儿名下的银行存款，当然也应认定归女儿所有。在子女未成年时，夫妻一旦离婚，则由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保管该压岁钱。

二十六、生父与继母、生母与继父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旦解除，继子女与继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自然终止吗？

答：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以生父母与继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为前提，但在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后，它是一种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但不能认为生父与继母、生母与继父之间的婚姻关系一旦解除，继子女与继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自然终止。

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把握的是：第一，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继父或继母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母抚养。因为生父母与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关系，这种基础决定了生父母对子女是第一位的亲权关系，而继父母与继子女是基于姻亲关系而发生的一种事实上的抚养关系。离婚时继父母不愿继续抚养继子女的，不能勉强，本着血缘关系第一位的原则，仍应由生父母承担抚养义务。第二，在通常情况下，受继父母抚育成人并独立生活的继子女，应当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双方关系原则上不能自然终止。但是，如果双方关系恶化，经当事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解除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成年继子女须承担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继父母晚年的生活费用。

二十七、收养关系解除后，养父母还可以要求养子女给付生活费吗？

答：《收养法》第二十九条是对收养关系解除效力的一般规定，即“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即行消除”。而《收养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则是对收养关系解除效力的特殊规定，即“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请注意，这里法条的文字表述是“收养关系解除后”，而非“收养关系解除时”，立法上的一字之差使那些在收养关系解除后出现了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情形的养父母获得法律上的保障，这样规定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民法原理，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养子女与养父母收养关系解除后，对养父母承担的赡养义务在理论上被称为“后赡养义务”，其法律特征是：第一，后赡养义务产生于养父母与养子女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这是后赡养义务的时间特征；第二，后赡养义务的主体是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女；第三，后赡养义务的对象是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这里包括缺乏劳动能力和缺乏生活来源两个要件，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第四，后赡养义务的内容是给付生活费，这是区别于赡养义务的实质特征。一般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既包括物质赡养又包括精神赡养，而后赡养义务发生在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不复存在，因此，以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的物质赡养，即给付生活费成为后赡养义务的显著特征。11

二十八、父母请求子女返还买房的出资时，应如何处理？

答：由于父母与子女不和、子女离婚时父母为保全自己的出资等原因经常会出现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的情形。从司法实践反馈情况来看，父母请求返还出资所主张的基础法律关系往往为借贷而非赠与。

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房屋行为的法律性质，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尊重双方意思自治。对父母出资行为的认定原则上应以父母的明确表示为标准。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约定为赠与或者父母明确表示为赠与，就是赠与关系。这里要注意，父母出资赠与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般应发生在出资的当时或在出资后。一旦父母在出资时或出资后作出赠与意思表示，则意味着赠与关系已经成立生效。父母日后再主张借贷关系则一般不能得到支持。第二，对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应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基于彼此间密切的人身财产关系，父母的借贷往往没有借条，父母的赠与也往往没有明确的表示。此时应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如果父母有关借贷的举证不充分，则一般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行为。

二十九、对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如何认定？

答：在现代的医疗技术条件下，受孕既包括传统的自然受精，又包括人工授精（母体内受精）与试管婴儿（母体外受精）。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法律上称为辅助生殖技术，是指已婚夫妻借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非自然的行为怀孕所生育的子女。根据受精方法的不同，可分为同质授精所生子女和异质授精所生子女两种。所谓“同质授精”，是采用人工授精方式，将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的子宫内，这种方法所生子女，其法律地位一般不会产生质疑。而“异质授精”是将非丈夫的精子植入妻子子宫内，其法律地位难免会产生疑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复函的精神，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精子与卵子来源于夫妻双方，只是采用辅助生殖技术使之结合怀孕所生的，该子女与父母双方均有血缘关系，是夫妻双方的亲生子女，其法律地位无可质疑。

第二，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事先经过丈夫同意或事后丈夫明确表示无异议，妻子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怀孕，精子不是生育妇女的丈夫提供的，尽管子女与丈夫没有血缘关系，但生育妇女的丈夫应视为该子女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且一经丈夫同意，经过人工授精技术生育了子女，这种同意和认可是不能反悔的，因为孩子已经出生，对于既定事实不容反悔，否则极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第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妻子未经丈夫同意，擅自采用他人精子人工授精生育子女，所生子女与丈夫没有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丈夫不承担抚养义务，精子提供者也不承担抚养义务。

三十、甲某几年前与妻子乙某离婚，离婚时协议儿子丙某由妻子直接抚养，生活费、教育费则由甲某负担。丙某在与同学玩耍时将同学胳膊扭伤，经住院治疗花去医疗费、药费等近万元。但乙某无力赔偿，同学的父母向丙某的父亲甲某要求赔偿，但甲某以丙某未与自己共同生活为由拒绝赔偿，甲某的理由成立吗？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8条规定：“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同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有困难的，可以责令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丙某虽是同母亲乙某共同生活，但其与甲某的父子关系并未因甲某与乙某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除。丙某将同学扭伤应予赔偿，在乙某无力赔偿时，甲某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甲某以丙某未与自己共同生活为由拒绝赔偿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十一、甲某在父母离婚后随母亲生活。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重点高中，甲某母亲在未经父亲同意的情况下，为甲某选择了重点高中，并交纳了3万元的择校费。甲某母亲事后同甲某父亲交涉，要求其承担择校费的一半，遭甲某父亲的拒绝。甲某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其父亲承担择校费的一半，甲某的主张应否得到支持？

答：《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但所支付的教育费应在必要的范围内。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对子女教育费的承担以必要为限，上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重点高中所支付的择校费用，或者是因考分不够而产生的择校费，以及为子女报读昂贵课外辅导班或购买昂贵学习用具等所产生的费用，都不在必要的教育费之列。超出必要限度的教育费只能由支出方自行“买单’，除非未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自愿承担。故甲某的母亲在未取得甲某父亲同意的情况下，选择较好的学校让甲某就读，并支付高额择校费，应由甲某的母亲自行承担。

三十二、双方在法院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直到女儿大学毕业时为止。但在女儿上大学后，男方无故不再支付抚养费，女儿遂起诉要求其父按照约定支付抚养费。因《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已将父母对子女的法定义务限定在“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已经就读大学的女儿还能再主张抚养费吗？

答：《婚姻法》规定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制定该条司法解释的初衷是考虑大学教育并非义务教育，进入大学学习的成年子女是为自己以后更好地就业创造条件，负担大学费用不应成为父母的法定义务，这样可以鼓励成年子女勤工俭学，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完成大学教育。但从该司法解释施行后的情况看，有不少学者和法官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该条规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现在大学学费日益高涨，靠成年子女自己勤工俭学很难完成学业。一般家庭的父母当然会尽自己所能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而对于一些离异的家庭，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有的继父或继母不愿支付继子女的大学学费，从而引发纠纷。

在父母对子女抚养期限没有约定的情况下，还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司法解释执行，但法院应尽量多做调解工作，尽量保证尚在校就读的成年子女完成学业；如果父母离婚时约定支付抚养费至子女大学毕业时，就应按照约定履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规定的“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是对父母的最低要求，父母自愿负担女儿上大学的费用，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子女有权主张父母按约支付抚养费。

从现实情况看，上大学的阶段甚至大学毕业后尚不能完全独立生活阶段，父母资助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们认为，在父母对抚养期限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父母抚养期限适用法定的高中教育阶段完毕后；在父母对抚养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适用父母的约定。

三十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可以请求分割共同财产需符合哪些条件？

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需符合以下条件：

1.存在重大理由

《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制度是《物权法》规定的共同共有的一种形式，必然要遵循《物权法》有关共同共有制度的一般原则。关于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请求权，《物权法》规定的原则是，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财产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共同共有人原则上不得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只有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以请求分割。《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仅规定了两种重大理由的情形：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应当注意的是，应将“重大理由”仅限定为上述两种情形，除本条规定情形外，既不能类推适用，亦不能扩大解释，以避免夫妻双方或者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随意主张分割共同财产，损害家庭稳定及影响夫妻共同财产保障功能的实现。如在判断是否属于第一种情形时，应区别当事人的不同主观意图。从主观上，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或者伪造债务等行为应为夫妻一方的故意行为，通过上述行为，实现侵占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因过失行为导致的共同财产毁损，不适用该条规定。

2．分割共同财产的前提是不能牺牲债权人的利益

如果夫妻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不必然支持另一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只有同时满足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条件，方能获得支持。夫妻一方用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法定扶养人或法定赡养人医疗费用，与保护债权人利益冲突时，也不能侵害债权人利益。

因此，只有同时满足存在重大理由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条件时，法院才会支持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婚内财产分割的权利规定，无疑对于充分保障婚内财产权利有着重大意义。给无法离婚、不便离婚、不想离婚的当事人快速寻求夫妻共同财产权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法律途径。

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时应注意：第一，此为不解除婚姻关系、不变更原夫妻财产制前提下的分割，当事人诉请分割的只是已经形成的现有夫妻共同财产。析产后，一方或双方重新获得的财产，仍是夫妻共同财产。国外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律规定，婚内财产分割需以“非常财产制”为前提。也有少数国家规定，婚内财产分割无需以分别财产判决（非常财产制）为前提，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在共同财产分割后，夫妻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后者则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由于《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非常财产制，因而应当理解为分割共同财产后，夫妻对将来的财产仍然实行共同财产制。且继续实行共同财产制，对于保护收入较低弱势一方比较有利；第二，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权利人为夫或妻，第三人无此项请求权。

三十四、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的情形，可否主张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答：在国外，当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通常允许债权人请求法院宣告双方实行分别财产制，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是《物权法》仅仅规定“共有人”有权提出分割共有财产的请求，相应地，在婚姻关系中，只有夫妻一方才有权提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债权人不具有该请求权。

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来看，只规定了两种情形，属于封闭性的条款。故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其个人债务时，不属于能够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三十五、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同共有的房屋应如何处理？

审判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纠纷，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擅自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出卖，另一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第三人返还房屋。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真正确立，对于此类纠纷的处理，应该说已基本达成共识，没有太大的争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当夫妻一方擅自处分的房屋属于家庭唯一居住用房时，应当优先保护谁的利益？有的专家建议规定除外情形，即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唯一居住用房的除外。因生存是第一要素，夫妻一方擅自将家庭仅有的一套房屋出售，如果支持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会出现另一方无家可归的情况。从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来看，多数意见认为，征求意见稿中的除外条款实际上否定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原则上这种例外条款不应允许。如果善意第三人付出家庭全部积蓄购入的房屋也是其家庭唯一生活住房，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另“居住需要”也未区分普通型居住需要和豪华型居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用房，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同时第七条还规定：“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既然民事执行程序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对于唯一住房不予执行，显然考虑到了生存权、居住问题，没必要在婚姻法解释中再专门规定；在房价高涨的现实情况下，担心这个条款可能会被卖房反悔的人利用，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一条采纳了多数人意见，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精神作出了相应规定，既符合民法善意取得制度的要求，同时又规定人民法院对另一方赔偿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体现了兼顾配偶权利保护和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现代法制精神。